为了答谢一些朋友对我的关心，尤其是答谢那些一直在关心我是否还在坚持画画的朋友，现在，我把十几二十年来，在课堂上坚持与学生一起画的习作整理出来，分类分批贴在我的博客上，供大家分享，也请大家批评指教！

    我还是那一句话：画是必需画，饭碗不能砸！

    我在搞国家课题研究同时，也在计划一批创作，不过，是不会局限在架上的，我现在更关注创作观念，至于创作手段则选择合适的来用。

    下面是我的一批头像素描。

    一个叫做 “江晖___一位略带匪气的教授”，在他的博客上写了题为《“裸” 还是“不裸”是个人的权力》的博文，与我写的《广电总局色情禁令的失策与尴尬》等等文章，谈的都是同一些问题，而且都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但是，我写的与他相比较，他写的虽然一针见血，不乏普遍性和具体的针对性，却由于句句入情入理逻辑性强，很容易让人接受，也不会给网管带来管理上的麻烦。我认为，就有关中国的“‘裸’与‘不裸’问题” ，中国社会舆论很需要这样一篇好文章！我特地将他的博文和我的（被隐藏处理的）文章一道转载，供大家交流学习。

转载一：

“裸” 还是“不裸”是个人的权力

         ――江晖___一位略带匪气的教授
2007年，“裸”被喧嚣地争论着。倪萍因脱戏而被指“为老不尊” ；李安挥刀自宫，把《色·戒》的裸戏砍掉，才能在国内上演；而范冰冰全裸主演的《苹果》却因涉嫌色%情*被广电总局禁止公映。似乎禁“裸”大获全胜。然而，当吴仪副总理宣布将要“裸退” 时，却获得一致好评，好象中国主流并不忌讳“裸”。到底“裸”还是“不裸”？真是一个难题。

中国人怕“裸”很久了！

春秋战国时，圣人还说：“食、色，性也”。而到南宋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后，“万恶淫为首”便逐步占上风，肆虐中国近千年。

由于肉体的“裸”会使人起淫心，“裸”被认为是恶的，“全裸”更是极恶的。于是中国便开始了近千年的禁“裸”。女人们被要求束胸裹脚，笑不露齿，上下都被封得严严实实，以免被骂为淫荡，以免勾引男人成为红颜祸水。在这种扭曲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其实维护的却只是皇权和男权。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男人可以有三妻六妾，还可以任意狎妓。女人和她们的“裸”权被男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女人“裸”还是“不裸”、“裸多”还是“裸少”，全部由男人决定。女人的“裸”权完全控制在男人手中，中国女人的身心近千年来受到严重的伤害！《色·戒》的被砍，《苹果》被禁，就是这种认为“全裸”是极恶的、“全裸”会毒害中国人思想的观念在作怪。

同时，“裸” 被中国人认为是极丑的。丑陋的东西是要包遮起来的，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丢了面子可是没办法再做人了！赤裸会让丑陋丢人现眼，是极大耻辱，所以也是大恶。近现代以来，由于妇女得到不断的解放，女人的“裸”权得到一定的尊重，现时中国人对“裸”的批判更多在于“丢丑”这一层面。于是我们看到，当早年张艺谋的《红高梁》因有“我爷爷”强奸“我奶奶”却在国际上获奖时；当陈冲在《末代皇帝》《大班》中演激情戏获奖时，他们被骂作是以裸露中国的丑陋向外国人献媚，是丢中国的丑，是卖国者。到今天，倪萍老了还要演脱戏更是让他们丢脸了。这就是“裸”是极丑的观念在作祟。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人怕“裸”其实是害怕真相！

“全裸” 时，事物美好和丑恶会同时暴露。而中国人喜欢捂住丑恶，同时通过夸大美好来掩盖丑恶。2007年，中国人经历太多这样的事情：有多少矿难数据被瞒报，又有多少政绩被夸大来掩盖我们面临的困境？这一年，也许最有戏剧性的事件要数“周老虎事件”。当所有打虎者都认为已经把周老虎剥光“全裸”了，而相关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却迟迟不下，最后的遮羞布最终未能在07年扯下。我们只能感叹，挺虎者的意志力真是坚强！他们怕的就是遮羞布背后的真相被暴露。

其实“全裸”不可怕，“裸”是我们的权利！

“全裸” 可以让阳光暴晒我们身上的阴暗部位，杀死附着在我们身上的寄生虫，让我们的肌肤更健康。如果你长得不那么养眼，没有关系，那是天生的，你坦然面对吧！所以“全裸”并不可怕。

而“裸”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更加不用怕。我们有权决定自己“裸” 还是“不裸” 、“半裸”还是“全裸” ！当我看到中国人为广电总局禁映《苹果》而大声叫好时，这种自己的“裸”权被别人禁止了，还要为之叫好的场面，让我感到很悲哀！这种通过电影分级就能解决的问题，有关部门就是不愿走到那一步。因为标准越是模糊，他们的权力就越是可以随意扩张。而中国人“裸”的自由仍然控制在别人的手中，这才是可怕的！

“全裸”不但不可怕，而且还将促进中国大步前进！

日本的色情业全世界闻名，日本人不怕“全裸”。发达的色情业并没有使日本人的道德沦丧，现在的日本国民是全世界最守纪律、最有公德的国民。日本人不怕丢脸，2007年女足世界杯，面对中国球迷阴暗的嘘声，日本女足打出了“感谢中国”的横幅。面对羞辱，这个被中国人认为是最色情的民族的女人用最优雅的、赤裸的感恩来回敬，这让多少中国人汗颜！那些漫骂倪萍、范冰冰的朋友，看着日本女足，能否自问一下，你的心里真的光明吗？你们能不能更绅士一些，优雅一些？

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也是闻名全世界（据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允许向游客发放该杂志），美国人也不怕“全裸”。他们更不怕丢丑，他们自爆“水门” 、“拉链门” 、 “虐俘门” 等，让他们的总统、官员们“全裸”着在阳光下行政。这就是美国少腐败、少决策失误，使美国越做越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美国还有宪政制度作保证）。

对比日本和美国可见，色情并不必然使人堕落，使社会崩溃。而权力的“全裸”却有效阻止权力被滥用，使行政更高效、廉洁，使社会更健康的发展。现在，我们用围堵色%情*业的方式对待《色·戒》和《苹果》，是否表示我们对自己太没有自信心，太过于虚弱。我们真的会在色情面前不堪一击吗？扫黄这么多年，二奶还是越来越多，娼妓屡禁不绝。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为什么不可以改堵为疏？

同时，我们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应更透明、更裸露，使权力受到更有效的监督，减少腐败的机会。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有进步。

所以我说，“全裸”不可怕，而且还会促进中国前进！

2007年末，关于“裸”话题，也许最值得玩味是吴仪副总理说：“我在明年‘ 两会 ’后会完全退休，我这个退休叫‘ 裸退 ’” 同时，她还说：“我现在每年所有收入12万元，这还包括保姆费。”对这些话，我愿意这样解读：吴副总理想要从当今污浊的官场的门口裸出，要证明的是——她多年从政是清白廉洁的，临走时也不会夹带任何东西！所以我要说，如果你是清白的，你也不会害怕“全裸” ！

谈了很多2007年的“裸” 事，我对这一年总评是——我们只被允许“半裸”。而未来中国需要“全裸”。

中国人不会害怕“全裸”，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中国人不会拒绝真理！

转载二：

广电总局色情禁令的失策与尴尬

      前段时间，国家广电总局叫停“性医药广告”节目，是因为此类广告节目低俗的用语和有意无意在伤害中国人的性自信，我觉得国家广电总局对此类广告节目叫停多少有点英明，当时，他们不叫停，我肯定写完那篇《最伤中国男人自信心的医药广告》文稿，肯定早已把它发在我的博客上了！

     此外，中新网12月30日又电发内容，说12月29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各电影制片单位发出了《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禁止制作和播映色情电影的通知》的通知，我把国家广电总局这份通知称作“色情禁令”，我认为此时此刻国家广电总局下的色情禁令，就非常失策与尴尬了！

     说国家广电总局此次下达色情禁令失策，一是说国家广电总局错选时机下禁令，二是说禁令不是禁止制作和播映完全的色情影视作品，而是带有色情内容的影视作品。

     为什么说国家广电总局此次下达色情禁令是失策，首先，是错选时机下禁令呢？因为，这段时间电影热门的话题就是李安导演的《色·戒》，而国家广电总局在通知中，暗暗点名批评的大概是李玉导演、范冰冰、佟大为、梁家辉主演的《苹果》，然而，据说范冰冰早前就凭在《苹果》电影的出色表演，在哈萨克斯坦电影节夺得女主角奖。此时，国家广电总局才发出色情禁令，这就大有冲着李安导演的《色·戒》下禁令的嫌疑。

    我们来看看通知的第一段话，“通知说，近一个时期以来，部分影视制作单位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为追逐经济利益，在海内外电影市场和互联网上，违法违规制作和播映一些带有色情内容的电影，对于广大青少年观众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这就让人们容易产生错误评判，“国家广电总局管得太宽了，管到台湾，管到世界级大导演李安！”假如李安听到这个色情禁令来了情绪，骂中国大陆国家广电总局不够意思，说自己就是尊重中国大陆的管理，专门为大陆做了《色·戒》删节片，李安为此喊冤是小事，李安告中国大陆国家广电总局诽谤他“违法违规制作和播映一些带有色情内容的电影”， 李安要中国大陆国家广电总局拿出“对于广大青少年观众产生了极大的危害”的证据才是严重事。试想，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家广电总局下色情禁令，就那么随意指责影视导演制片商“违法违规制作和播映”，随意做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的评判，这多少在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影视文化管理是缺乏国家法律意识的管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国家广电总局错选时机下禁令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又为什么说国家广电总局此次色情禁令失策？是因为其禁令不是禁止制作和播映完全的色情影视作品，而是带有色情内容的影视作品。其实，色情未必就是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变态，也有性爱的浪漫、性器官与性行为的科学表现与艺术刻画。再说，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強的影视作品，因情节需要表现一些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变态的镜头，也不要以此来完全否定整部作品。就如同表现革命战争历史影视作品，需要表现尸骨遍地血流成河，我们不可以指责这样的作品在渲染血腥、暴力，而禁止它的制作和播映是一样的道理。

     国家广电总局此次下达色情禁令失策之根源所在，是对色情影视作品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成因缺乏了解和把握。中国影视现实说明通过合法途径对成年人播放的“色情”片，已充分体现出它的价值与作用。“色情”片是充分利用影视艺术创作手段，充分利用现代摄影技术，充分展示裸体、性器官、性行为以及各种性行为方式，对人的视听通感神经产生强烈的刺激效果，以达到满足人们的性欲视觉诉求的目的。“色情”片的价值与作用，在于满足成年人对人体人性认知的要求，以视知觉方式达到满足成年人性饥渴，缓解社会性刑事犯罪的压力。

    成年人观看“色情”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共识，要求进出口影视片子，要分成年人与非成年人等级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也是一个明证。“色情”的非法性只是局限在其来源的非法性，以及被利用达到违法犯罪的目的性上。我们不应该以对青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响为由，剥夺成年人观看“色情”影视作品的权力。

     国家广电总局此次色情禁令面临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国家广电总局不是因势利导，以肯定《色·戒》、《苹果》在人性表现方面的探索，把“色情”导向艺术科学片方向，将“色情”改造成为有利国民的性科教和人性艺术教育方面发展，趁势禁止的是对完全色情的影视作品的制作。相反，国家广电总局以完全封堵的办法出台色情禁令，试想，中国广大受众都要想方设法弄到《色·戒》、《苹果》不删节版看，相关的评论也很多，国家广电总局的禁令能有多少奏效。
    再看国家广电总局那些惩罚措施：“3年内不能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一律不得参加各类影视评奖活动”；“国家影视审查机构对其所参与制作的所有电影电视片一律不予受理审查”，能堵得住中国色情影视的市场存在和发展吗？

     国家广电总局正面临、继续面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尴尬局面，还不应该对自己的人性文化观念和文化市场管理思路进行好好的反思吗？

吴仪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幕式上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吴仪听闻民间疾苦声 动容落下温柔泪

    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历史舞台上，称得上是铁娘子的人物，就非吴仪莫属。吴仪不但身居国家高官要职，担当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是主管国家经贸的最高官员，而且以她在国际谈判中透露出来的那种坚定的国家立场与民族利益维护者，又不失大国风采中国女性仪态，而普遍获得国际赞誉！大概中国是缺乏铁一般意志的国家人物，中国人把吴仪称为国家铁娘子是一种期待、尊重，更是一种诚心的佩服和爱戴!

    中国有句古话，无欲则刚。国家娘子能真正做到毫无个人枉法私情和违纪贪欲，才能为国为民利益铁起心肠来。我不可能了解吴仪的私情和欲望，更不可能去调查她有没有枉法违纪，但是，我相信吴仪在国家国际事务中树立的铁娘子形象就可以说明了许许多多。最近，我从网上看到凤凰卫视去年底的一个新闻报道，报道说吴仪称自己即将的退休叫“裸退”，我确实完全为之折服，为她称道叫好！

    凤凰卫视的这个新闻报道原话是这么说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贸的最高长官吴仪，在中国国际商会上说：我在明年“两会”后会完全退休，“我的这次退休叫‘裸退’。因为我给中央写了报告，很明确的，无论是官方半官方，或者群众性的任何组织职务不再担任，完全退下来完全退出。希望大家完全把我给忘记。”

    什么叫“裸退”？如果要形象地说，就拿中国古代高官卸任时，卸任的高官把在任时的花翎、礼冠、官袍、马褂都一一脱个精光，甚至连在任时身上的一切社会裙带关系都要剥个干净才卸任，这就可以叫做“裸退”；不过中国古代高官卸任是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更不可能有人主动要求这么做，只有被皇上革职才会出现这种状况。吴仪所说的“裸退”，主要指自己的退休是完全把身上的权力和一切社会裙带关系都要剥离干净的意思。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从大官位置上正常卸任下来，能做到“两袖清风”就已经了不起了。即使是在当代中国当大官的，能在任时做到“以德谋一身政治资本，以情结一方社会关系，”卸任后，才“为家族谋几代人的利益”，中国老百姓就夸这样的大官是个好官。吴仪却能公开表示，自己退休要“裸退”，为劝诫在座企业人士廉洁奉公，吴仪谈及了一些腐败案例，她还希望大家要廉洁，“只拿该拿的，一定要拿得正当！”完全体现出她一辈子为国为民奉献的精神。

    有人惋惜吴仪完全“裸退”，不兼任何职务，说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我认为这种“浪费”是值得称道的，吴仪为自己也为别人完全堵死这样的路子——利用吴仪过去高官的权力和关系为自己谋私利！这种榜样力量对贪官和有点贪欲的官所起到的制约效果，远比吴仪具体担任一些职务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影响大影响深远！我要再次为吴仪“裸退”拍手叫好！

    当然，如果真要考虑吴仪的资源不要闲置浪费的话，有能力的有识之士，出财出力，支持吴仪写出“中国铁娘子的执政治国思想”，将她的一生贡献转化为国家的精神财富，这才是对吴仪的资源的充分利用！

    此外，我对吴仪“裸退”特别关注，原因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曾为“裸教”风波饱受封建恶骂，也一直在坚持“裸教”研究的时候，能在网上眼看吴仪在中国国际商会上讲话的仪态，耳听吴仪“我的这次退休叫‘裸退’”的话语，我为之而振奋和激动，吴仪的话，我看到和听到的不仅是幽默风趣，更多的还是那些关注社会、体察民情、豁达大度的国家高官的气质和境界……

   可以这么说，我不写此文一定不爽不快！

最新文章：

1.敬告世界：中国人在“变态”！

2.08全民放狂言：压德赶俄超美国

文稿摘要：什么是变态？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都在“变态”？世界如何对待中国人的“变态”？ ……中国人由一种完全纯粹的政治性的社会动物，突变为一种不完全不纯粹的经济性的社会动物……急功近利使中国人由价值观的混乱导致身心失衡，而身心失衡往往导致仪态、言论、行为失常，变态就在所难免……敬告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在变态，目的就是恭请各国政要、文化人以及各国人民，务必研究中国人性文化现状，要正确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的腾飞、国家的崛起，要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厉害关系，要善待遍及全球的中国人人性本能与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内外同胞们：

     元旦之后，春节来临之前，我忙里偷闲问大家好！

    我是莫小新，是“裸教”风波的第一当事人，同时是“人体文化研究所”所长（学校未正式下委任函），还是 “人体艺术与人性文化（第一阶段）综合研究”的国家课题事实策划、事实责任担当人。

    我在自我总结五十多年来的人性生理、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反思了中国五十多年的人性思想教育问题，还留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且，近十年来的有系统的学术研究，又让我发现了一种赤裸的思维方式来推行人体文化学术研究。我通过运用赤裸的眼光看人类的人体与性本能，运用赤裸剖析法剖析中国的人体与人性问题，同时在对中国人体史资料和“裸教”风波个人切肤感受，几经研究和推敲，最后，我在中国当代人性问题上得出一个惊人的发现。

    为此，我特请每位中国同胞以奔走相告的形式，敬告全世界：

     我们中国人都在“变态”。

     什么是变态？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都在“变态”？世界如何对待中国人的“变态”？中国人如何面对“变态”的自我？

     什么是变态？从动物学来说，凡是在形态和构造上经历阶段性剧烈变化，由原幼体形态、结构向完全不同的成体形态、结构变化的，统统叫做变态，比如青蛙、昆虫等就叫做会变态的动物和动物物种。

     从人的性学来说，性变态又叫性倒错，指异乎常态的性行为，即采取偏离正常的方式来取得性满足的行为就叫做变态性行为。从中国传统人性文化道德价值评判系统来说，除了奸尸、猥狎儿童、兽恋、虐恋、同性恋称为性行为变态外，还把手淫、口交、肛交、性幻想、性梦也看作性行为变态。从医学病理学角度看，则把变态心理看作病态心理……

     如果我们还从文化心理与行为学来说，变态就是指人们的文化心理与行为的一种异常表现与现象。凡是在人的文化形态、价值结构经历人生阶段性剧烈变化，比如，人类由政治的动物突变为经济的动物，人们由革命者突变为和平者，由政治家突变为经济人，由传统文化人突变为现代文化人，由集体主义者突变为个人主义者，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在心理活动，包括思想、情感、行为、态度、个性心理特征等方面都会产生变态或接近变态，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不正常心理活动和行为异常。

     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都在“变态”？

     首先，我是从中国社会政治大环境来考察分析推敲，得出中国人都在“变态”的发现的。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人由政治性的社会动物向经济性的社会动物突变，表现出的是一种被迫的集体性“变态”, 具体有两点体现：第一点，是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由“阶级斗争天天讲”骤然转入“经济建设日日抓”的社会，导致中国人思想与灵魂深处喜好政治和斗争的德性难改，而在外在的形态与行为上却已经“经济”十足。第二点，是体现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人在价值观混乱状态下，人的物欲膨胀导致人的身心出现畸形状态。从本质上说，中国民族是自恋、自满、守旧的民族，至少可以说是思想自抑不会完全解放的民族，但是，近十几二十年来，一种国家意志与治国主张，极大地激起民族的信心和激情，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方方面面都要与世界接轨，急功近利使中国人由价值观的混乱导致身心失衡，而身心失衡往往导致仪态、言论、行为失常，变态就在所难免。

     中国人由一种完全纯粹的政治性的社会动物，突变为一种不完全不纯粹的经济性的社会动物，而这两种性质的社会动物的文化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根据上面所提到的国情存在的事实，我完全有理由说中国人正处在“社会动物的文化结构”变态期。至于说到，中国人现在突变为一种不完全不纯粹的经济性的社会动物，一是说，中国人虽然要向经济性的社会动物突变，其政治性文化结构却难脱胎换骨，但是中国人所坚守的政治性文化结构，与俄罗斯人所坚守的大相径庭而变得软弱、温和、模棱两可；二是说，中国人虽然要向经济性的社会动物突变，却完全不像日本人那种“经济动物”那样十分的完全与纯粹，似乎在经济性的文化结构中保留有一种政治性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体位在哪部分，谁也说不清，但是政治性文化结构存在于中国人的经济性的社会动物文化结构中，一定是事实。中国人由一种完全纯粹的政治性的社会动物，突变为一种不完全不纯粹的经济性的社会动物也是事实，说中国人正处在“社会动物的文化结构”变态期，既不但在理论上说得通，也是有着许多事实为依据的。

     其次，我是从中国人的人性生理、心理状态来考察分析推敲，得出中国人都在“变态”的发现的。一个民族的现实的人性生理、心理状态，往往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社会人性文化的积淀，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封建历史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中国传统的人性观，虽然没有把人的性排除在外来阐释，但是，把人性局限在道德、善行、秉性、精神范畴来阐释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渗入骨髓血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百年来的人性解放运动所推崇和信奉的本质的东西是西方现代性科学。西方现代性科学与西方人性价值观又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比如，虽然西方病理学是把人的变态心理看作病态心理，把不正常的性行为当作病态来研究，但是，西方的人性观念却是从尊重人性本能与人性权力来对待所谓的人性病态行为的，以至于现在的西方人都基本认可人的手淫、口交、肛交、性幻想、性梦为正常的性行为，甚至还能理解和尊重有兽恋、虐恋、同性恋的性行为人。这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这种影响又有可能是渗透思想、脱胎换骨的影响。

    中国人经过百年的中西方人性文化的碰撞，一方面在感情和思想意识上要保守中国传统人性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心知肚明西方的“人权”是什么东西，甚至在行为上学会了西方人的性行为方式。试想，同是中国人已经有着不同的人性文化价值观，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是要保守民族传统人性的善恶是非观的。那么以封建文明“万恶淫为首”的清规戒律来看，不说兽恋、虐恋、同性恋的性行为人以及热衷手淫、口交、肛交、性幻想、性梦的人是变态的人，就是那些一心想窥视他人隐私、一心想看“黄片”的人都是变态的人，至于那些未婚同居或动辄离异的大逆不道却又大放厥词的人，也会被视为变态者。这么说，中国的变态者不是遍天下吗？

    而在不少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还是认可西方的人性文明，相信现代的性科学，追求欲望的最大满足，奢求人性的完全解放和自由。那么以现代文明的人性观来分析人性问题，那些守旧着几百上千年甚至守旧着几千年人性思想，动辄谩骂现代人的人性行为为变态行为的人及其言行，其本身不也是在自我佐证一种变态的典型吗？我相信，具有现代人性文明意识的中国人都会做出肯定的回答。

    如果让我有时间与精力，以中国人正处在“社会动物的文化结构”变态期，以及以中国人人性生理、心理状态的许许多多的变态现象等为事实依据，展开来观察与分析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如对网络文化、科技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对政体文化、经济实体文化、校园文化等等的观察与分析，我一定能拿出更多事实和依据来证明中国人在变态。我在2003年3月的一次学校“民主评议党员”的组织活动中，做了题为“一个中共党员的变态心理――

莫小新的自我批判”的发言，就得到与会党员的普遍认可，认为“莫小新的自我批判也是一种组织批判和社会批判”。（这篇发言稿附后）

    为什么中国人的变态我们不易觉察到，以至于，我道出这点发现，会被许许多多中国人视为耸人听闻的发现，甚至会骂上一句“是疯人的发现” ？一是因为中国人在人性问题上已经养成回避而不能面对的一种德性；二是中国人的变态大体上是属于集体性变态的原因。

    中国人回避人性问题已经养成一种德性，只要谁在人性问题上有些什么发现，都有被说成“不怕死”或被看作是“疯人的发现”的可能，现在不怕死的中国人太少，不想被人看作疯子的中国人更少，所以，中国人不察觉自己在变态就是很正常的事。再说，集体性变态中的人更难察觉自己在变态。什么是集体性变态？变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体性变态，另一种是集体性变态。纯属个人的不正常心理活动和行为异常的表现，我称为个体性变态；集体的不正常心理活动和行为异常的表现，我称为集体性变态。中国人的变态往往是个人与集体混合的变态，而且是以集体性变态为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生活现实告诉我们，个体的变态最容易凸显也最容易被察觉，集体变态就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很难察觉的了。再加上中国人不善于从个体的变态来做社会的反思，因此中国人就更难发现自己在变态。

    我为什么希望中国同胞敬告世界，让世界都知道中国人在变态？我的用意何在？

    中国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民族崛起，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异常关注，不排除他们中有一部分怀有敌意的分子，依然以热战、冷战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让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都知道中国人在变态，目的就在于提醒他们，中国人经济发达起来、军事强大起来并不真正值得可怕，最可怕的是，中国人在“社会动物的文化结构”变态期没有往人性健康方向变化。试想，全球超过十四亿中国人无奈的变态结果，或变成无头脑、只懂生产与购物、只懂饮食男女的“文化废人”； 或变成唯利是图、狡诈肚肠小人和胆大包天大盗枭雄，难道不是一件恐惧的世界大事吗？如果全球十四多亿中国人变态变成“文化废人”，这将成为全球最沉重的负担，人类人性文明将停滞千百年；如果全球十四多亿中国人变态不是变成小人就是变成枭雄，从二十一世纪中页开始的世界将真正是祸害四起，战火骤降的世界，才将真正是“黄祸”的世界。

    敬告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在变态，目的就是恭请各国政要、文化人以及各国人民，务必研究中国人性文化现状，要正确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的腾飞、国家的崛起，要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厉害关系，要善待遍及全球的中国人人性本能与权力。

    最后，我有必要谈谈中国人如何面对“变态”的自我。希望同胞都能有勇气直面中国人自己存在的人性问题，以从容的心态，接受“变态”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由衰败、颓势转而崛起、腾飞都要经历一个人性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态期。最典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这两个民族的人，经过三、五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社会动物的文化结构”变态期以及人性生理与心理的变态期。如果说日本人是由政治的动物，或说由狂热的战争动物突变为十足的经济动物的话，德国人则可以说是由狂热的战争动物突变为十足的科技与文化动物，都非常成功，都变成世界不可小看的民族。如果说，我对中国人的变态充满着自信和期待，那就是坚信中国人，用不了三、五十年的时间，一定能突变成为具有经济、政治、文化性的社会动物，民族一定能突变成为人性觉悟人体健康有头脑会思想的民族，中国的人性文化一定能真正强立于世界人性文化之林。

    同胞们，就让我们勇于自问 “我有没有变态？”“我在变态吗？”不怕他问，“你变态没有？”“你今天变态吗？”就让我们以坦率的态度，承认“我变态了”，“不过我坚信我会变得更有思想人更健康有力，人变得更具魅力。”

    特此敬告。

顺祝同胞新年阖家康乐！

                                                   莫小新

                                         2008年1月15日

附我的一篇文稿：

      一个中共党员的变态心理――莫小新的自我批判

     今年的民主评议党员活动，是进入21世纪后我院开展的第二次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它再一次激活了我关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关于我们学院、我们艺术设计系、及至关于我自身的许多问题的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以百分之七至八的高速发展着。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动力牵引下，我国加快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大大促进了教育产业化的形成。国际上，随着“9.11”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美国发动的阿富汉战争以塔利班政权被彻底推翻为结果，而以美、英、西班牙为主战力量；以伊拉克为打击对象的对伊战争却迫在眉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整个世界还是以和平建设为发展的总趋势。中国因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而在国际上拥有的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拥有的政治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都有力地促使了东、西方文化由过去的冲突、矛盾和敌对向相互交流与大融合转化，整个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建设和发展极为有利。对于自解放以来就一直领导着中国人民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这种大好的情形下，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国家的发展有把握，各民族的团结使民族的发展有希望，各民主党派的精诚协作使政治文明的建设有保证，而每一个共产党员经常不断的、深刻的自我反思，则能使党的发展有希望。我想，这就是我党之所以要每两年开展一次民主评议党员的活动的原因和目的。

     作为一个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普通党员，我曾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我国自解放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在我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打下了烙印。因年龄和时代的交错，我在我的一生中曾有过多重身份：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红卫兵、插队知青、黔桂铁路的筑路民工；县中学干事、大学生、大学教师、艺术家；儿子、兄长、丈夫和父亲。这些不同的身份是我不同人生经历的证明。它们不仅培养了我具有显明时代特征的独立个性，更培养了我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下都坚持和自我强化对理想的追求，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且浇铸了我种种与人不同的性格，让我在每一个不同的现实经历中都有所深省和顿悟。在年过半百的今天，当我回首自己的一生，我豁然发现，自己对理想的执拗追求和思考各种问题的习惯不仅没有在嗑嗑碰碰中消减，反而更高更深、更远更强、更大更顽固了，而且也更个人化了。然而，也因为自己这种追求理想和独立思考的习惯，我总是执拗地、苛刻地挑剔自己周围的一切，并因之不断地与自己所处的物的环境和人的环境、与组织、与各层领导发生矛盾，几至发展到心理和行为都变态的程度。许多人批评我说，我之所以“提什么意见也没用”，“什么事也办不成”，是因为我的思想、性格、做人、处事都“太个性化”、“太与众不同”、“太与世事相悖”、“太不通情理”了。细细想来，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再细细想去，我的这种理想、思考、个性性格的与人相异，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它是一个具有强烈自觉的个体意识的共产党员，与一个力求在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上创新发展的体制之间的矛盾。我意识到，为了我们的党，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为了自己能清晰地认识人类和自己的问题，今天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自己的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进行认真的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

     首先，我的心理和行为的变态，表现在我对理想与信仰问题的认识上。

     客观分析多年来我对理想和信仰的认识，我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我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已由一元化向多重性、多元化、向多种理论的兼容转变。坦诚地说，我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的最初确立，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教育方针和党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宣传和教育的结果。在我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对科学共产主义曾有着十分虔诚和狂热的追求，也有过迷惑和动摇。进入人生的壮年期后，现在的我对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有了更独立的、艺术的思考和把握。我深知，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专业研究的不同，我不可能完整、直接地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我曾经读过的和今天偶尔读到的也都只是一些零星的、汉译单行本和他们的语录片断。我是凭着自己的感性直觉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各种不同方式的政治哲学的学习研究使我认识到，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其他重要的思想和理论一样，只是西方思想界中的一种理论，一种哲学。我们中国人在对西方其他哲学理论的译介过程中有过误读，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一定也产生过误读，而且可能还是很严重的误读。据说陈独秀熟读《资本论》能倒背如流，然而他却是在党内犯错误最早，而且犯下的错误也最大的人。我更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就是高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搞残酷的党内派性斗争的。在经历了这一切，也研究了这一切后，我很想全面地认识马克思曾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今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很想理性地认识马克思设计过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和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很想深刻地认识人类，认识我们的人民，更想清醒地认识我自己。我以为，我必须不仅仅借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还必须借助人类更多的知识和理论来认识这个世界，才有可能进行和实现我的认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而且我已经为自己定位，我将为成为一个红色信徒而努力。但因为我和所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共普通党员一样，不可能讲出更多的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也因为今天的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人类难以实现的目标，所以，我让自己明白，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是我的精神所求。就象儒教为人们树立起的那种人性理想是人们难以达到的，但却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追求一样，也象基督教为人们描绘的天堂，人们都知道不可能达到却依然向往一样。我真诚地想，共产主义的理想若能在人们的心里千年万年不灭，就证明了它的魅力之所在，而共产主义若能永远对人类具有召唤力和吸附力，就证明它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里有着超越其他所有宗教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因为这种想法，今天的我显然已经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由科学解读转向了“宗教”崇拜，并因此把对社会主体的发展的认识由狭隘的民族性转向了广义的全人类。因为我以为，完全建立在实证科学上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会因它对现在和未来的许多社会问题的无法解释，凸现出它的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更会因人们对它寄托有太多的实用与功利目的而让社会浮躁虚夸，并会因此而让党和国家败在这种理论目标的“不可证明”上。我告诉自己，今天的我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揉进了更多的“宗教”成份，是因为我对这个理想和信仰有了更多的虔诚和坚定的态度，更多了一种我所崇尚和要求自己必须具有的矢志不移的精神。人类精神发展史证明，人类的欲望无止境，人类的理想――不管什么内容的理想――就不会泯灭。因为我认为，人类的各种理想是在人类一定时期内的某种程度的愚昧、落后、贫穷却又不甘现状的境况中产生的，人类的各种理想又是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在精神与物质都逐渐丰富却又永不满足的心理中不断延续和强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不是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当然取决于它的信仰能否真正成为全中华民族所期待和追求的东西，更取决于它从现在到未来，是否能引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最终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我就是这样把党的理想和信仰变成了个人的和“宗教”的。因为我想在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中揉进更多更美好的、属于全人类的东西。然而，我所想所做的这一切，又没能在深研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没有更有力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我的局限。这种局限使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的认识呈现为一种“变形”状态，这是很值得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的。

     第二，我的心理和行为的变态，表现在我不能正确处理与领导、与体制的各种关系上。

     深刻地反省自己，我在工作中曾多次发生过心理和行为非常态事，它们都与我院某一时段中的某一具体事件有关。我是一个喜欢并已习惯认真地把学院所有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考虑，同时又认真地把学院的事当作党和国家的事来考虑的人。我常常在国家面临的机遇中看到学院的希望，又在学院表现出的问题中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当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么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当我国由封建专制的政治转向民主集中的政治，当公民的个人权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当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时，每每看到学院一些基层党政领导表现出的许多不容忽视的、与国家和学院的发展极不相适应的问题，我就会与之较劲地对抗，因为我实在是气愤，也实在是为学院、为系的未来发展而担心。学院和系里的问题，诸如官僚、不民主、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问题；诸如个别领导在权、名、利、欲的争夺上不遮不掩、肆无忌惮、且得不到有效监督和节制的问题；诸如有关领导不是深入地了解教学、研究教学、把主要精力放在实实在在地抓教学上，而是形式主义地抓“形式主义的管理”的问题。此外，普通民众的督政、察政，参政、议政的渠道极少，就是有也极不畅通的问题，有关监督机构（如学院的工会、教代会等）形同虚设、督政无效率等问题，都常常把我推到与基层领导、与学院的管理体制相对抗的地位。因为我一旦认真地把这些问题所隐藏的祸根提出来，总是不仅得不到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有时还常被一些更高层的领导以“支持基层干部的工作”为由将其由大化小，由小化了地淡化掉了。我深知群众怎样评价这种“淡化” 的做法，它被普通群众在私底下称之为 “官官相护”！我更知道这种评价的结果和影响，那是群众积极性被极大地挫伤和群众对我们党组织的不信任！我们一些党的干部把“三个代表”挂在嘴边，行动上却让老百姓指责为“代表个人的权、代表当官的利、代表自己的私欲”。孰不知，在百姓的眼里，“三个代表”是衡量党的干部乃至普通党员的标准。标准树得越高，党的干部的不良举动就越显得丑陋和可恶，而有丑陋行为的党员干部在百姓眼里就越没有威信，群众就越是会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产生逆反心理。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但我们党内的一些基层干部却往往不能也不愿赤裸地直面民众的这种逆反现象的深层心理问题。我却不能对这一切熟视无睹，说这一切与我这个普通党员无关。于是，我常常站在与领导、与管理体制相对立的一面。

     从一个普通中共党员的角度，我自以为对基层领导的官僚现象已经细心观察了十多年，我发现，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染上官僚主义作风，除了脱离群众是其根本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把“强化组织观念”，在实质上演变成了“强化主要领导的个人权力”。研究过历史的我知道，党的组织观念与一定时期党的政治工作的中心是有极大关系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困难当头，大敌当前，党的工作的中心是加强党和军队的铁的纪律，强调“服从”的组织原则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因为只有那样才可能保证革命的胜利。但在今天，党的发展历史已经进入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平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工作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在这个时期，科学决策已经是我们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决策方式。在这种决策方式中，最科学的工作原则是深入调查，比较研究，集思广益，团结协作。因为一项科学的决策往往是建立在许多人认真的科学实验与研究、严谨的科学分析与推论上的。它们的科学性最终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并给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在高等院校的教育研究和改革中，科学决策也应是领导的决策原则。然而，我们一些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却忽略了党的政治工作中心任务的转移，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政治素质，直到今天依然套用革命战争时期以强硬的要求服从的原则为唯一工作原则的方法，并以其代替科学决策，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一种官僚领导，长官意志，个人说了算，且动辙就用“组织原则”压人。而实际上，在这种几乎只有一个人的语言和声音的“组织原则”中，“组织”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被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权力”意识所充斥。我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为我们党的名誉、形象乃至组织本身都有可能败在这种问题上而担忧。我着急，于是只要我看见，我就会站出来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一切，而不管这种“指出”的时间是否合适，方式是否让人难受。大概因为我习惯把一个基层单位和官僚现象放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背景上来观察，艺术设计系党政领导确实存在的官僚现象，如个人权力意识强，不走群众路线、不注重培养和树立学术风气、不关心群众利益，尊重学术尊重个人权利不够等等，都被我放大来观察。我甚至将十多年来艺术设计系太高的非正常死亡率都看作与领导的官僚、与这种官僚带来的对人的压制有关，我更把系里政务的暗箱操作、财务的不透明等都与官僚问题直接挂上了钩，因此，在处理与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关系上，我常常会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迅速使矛盾激化，做出非正常的变态行为。尤其是当我感到通过任何途径、采用任何方式都对遏止官僚现象无济于事时，我便会用极端的“个人主义”手段来反对和抵制官僚体制，和官僚作风相对抗。而且，一旦这种反抗的情绪上了头，我就会不顾组织原则，不分场合、不考虑方式方法地“一意孤行”。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多年积淀起来的“宁负组织，不负百姓”的意识。我深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每当我变态时我就会想，在和平时期我若为百姓而得罪了组织并因此而冤死了，那我是共产党的冤死鬼，我的死会因维护了党的荣誉而有价值；而在将来某一个非常时期，我若因证明自己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而成了异党或暴民的刀下鬼，那我会因我维护了党的名誉、维护了我的信仰而问心无愧。我这辈子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一种精神上难以割舍的情缘，我无法看着自己的党有错不纠，知错不改，更不能忍受我们的党、我们的组织因为这一切而遭到群众的怒骂的谴责。我就是本着这种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用这种极端的、非常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党的组织的纯洁问题的。因此，在我感觉走正常渠道用正常方式给党组织纠错无效的时候，我就要用极端手段。显然，这是一种在心理变态的情况下发生的行为变态。这是我需要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的。

    第三，我的心理和行为的变态，表现在我极度强化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政治权力、责任与义务的意识上。

     当我花了很长时间认真分析自己的变态行为的心理基础，我发现，导致我的心理和行为变态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学院、社会、国家机关中普遍存在的官僚现象，而是在这种总会有官僚现象出现、自己的积极性总会被扼杀的情况下，我却依然有着对远大而宏伟的理想的追求所带来的矛盾。有追求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我常常把这种追求落实在被自己强化了的、作为一个党员的政治权力和责任义务上。于是才有了矛盾。而且这是一个谁都无法解决的矛盾。问题是我既是这个矛盾的制造者，又是这个矛盾的享受者。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是一个中共党员，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奉献我的智慧和力量不仅是我的权力，也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一直坚定着自己的决心：我应该为党和人民做出一番大事业。基于我对党和国家现状的认识，我觉得我应该做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忽略去做的这么一件大事：我要尽一切可能去倡导、推行和实践一种平民思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对学生乃至全民进行中国的人文关怀教育，如有可能，我要积极而努力地去唤起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现代人性的觉悟，使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人性理想落实在人性觉悟与人性的生命意识之上，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真正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这是我今生的艺术研究方向，也是我今世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但客观现实却残酷地告诉我，我这个曾对天对地对人都发誓“永不当官、永不从政”的人，却要执着地一心去为国为民干一番只有当大官从大政才可能干成的大事业，其结果当然是我不仅什么也干不成，还因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种种矛盾促使我的心理和行为都发生变态。

     因为我的责任和义务感，我的参政议政意识非常强，以至于无论是国家的事还是学院的事，都在我的思考之列。自从我调入常州技术师范学院（令人高兴的是它今天已经更名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我几乎从未间断过向系、向学院提合理化建议。建校早期的1988年，我曾提出应建立系一级的美术资料库、应选送青年教师去进修，应举办教师艺术创作交流展，应开设艺术与时装模特专业等。建校中期的1994年，我向学院递交了一份与陈璐合写的万言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分析了学院教学资源不足却又同时存在因设备闲置造成的教学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并结合我院办学特点，提出了搞三学期制，让教师与学生一年有三分之一强的时间进行社会实践的建议，甚至提出了与之相应的教学管理与教学考核的配套方案，提出了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学院有限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率，创名牌专业等建议。1996年，我又在教代会上公开提出了学院未来5－10年如何创办成全国第一所技术师范大学的想法，提醒当时的院领导应从长计议，早做准备。2002年，在院教学工作会议上，秦院长的一番讲话再次激发起我的参政热情，我认真拟出了一个艺术设计系如何引进高级人才，如何启动院院制建设的方案，甚至还打算为重建面向常锡公路的学院新大门作方案．．．．．．。然而，我所做的这一切的结果是，我每一次提出的建议和方案都没有引起任何重视，不要说采纳，就连领导看了没有？没有看是为什么？看了又有什么看法？都从没有得到过回复。更没有一个领导（从中层领导到院一级领导）主动与我作进一步的交流和磋商。然而，事后我总能发现有事实（当然是别的院校开始这样做了的事实）证明，我曾经提出过的那些建议是有远见的。我常常为此而自豪和骄傲，但也常常为此来情绪。我因此变得容易激动，并常常在激动中变态。我习惯从单位看社会，从基层党组织看党中央。于是，每当我来了情绪变了态，就免不了要责备我们的党，免不了要攻击我们党内的官僚作风。我经常为国家为民族而悲哀，有时我甚至想向党中央大声疾呼，党和国家若不彻底改革造成官僚作风的官僚体制，若不真正地在实质上赋予公民以参政议政的权力，若不清除上达下传的人为障碍，疏通党与民众的关系，庸政是小事，这种官僚作风扼杀人的参政激情、创造欲望与生命的活力就是大事了。今天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忧党、忧国、忧民、忧院、忧系。但我的所有忧虑都因我的变态而于事无补，于世无益。因此，我必须严肃认真地对自我进行全面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最后，我觉得很有必要为我的自我批判作如下说明：

    第一，我的自我批判的初衷与期望是谋求领导和同志们的理解与宽容，渴望相互间的真诚团结与合作。第二，我承认自己变态，但不承认自己变质，因为我自认为在我身上仍然保留着不少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质。第三，变态一词，原指某些动植物的生理生长过程的现象，我借用这个词并对其作自我批判，是为了表明我想脱胎换骨，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旧式中共党员变成一个具有现代观念和意识的新式中共党员。而我对自我所做的所有批判，均源于我灵魂深处一直企求达到的“凤凰涅槃”的境界。细想来，正是这未免有些悲壮的企求，让我走向了令人可悲可叹更可笑的心理变态和行为变态，而我却已经没有太多的顾忌。

    这就是莫小新的自我批判，权当是民主评议中我的个人小结。

               　　　　　 　　　　　　　                   莫 小 新         2003年3月18日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中国的体育竞技还是中国的政治、文化，2008应该是必须是大放“狂言”年，如果今年中国在体育、政治、文化方面都没有任何“狂言”出，那么，我可以断言，中国举办了一届最没有激烈竞争场面、成绩最平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随之而来，只是中国学会了以体育运动来赚钱，学不会以体育来树民族思想，更学不会以体育来塑造国家精神。

    2008元旦之际，就让我呼吁中国全民放“狂言”：不是金牌就是奖牌，中国志在体育、政治、文化压德国、赶俄国、超美国！

    有朋友问我，2008有什么计划，我回答说，“深懂中国社会的人，都有那么一句心得——‘计划跟不上变化’，去年，我对网民说的就是‘新年没有新打算’，就是深懂这个道理”。 2008，我“没有”什么计划，或者说，有计划没什么好讲。如果一定要讲些什么，就只有讲预言。

    我预言：2008将是中国“狂言”年。

    我说2008将是中国“狂言”年，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2008中国有机会有平台放“狂言”； 第二层意思是说，2008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放“狂言”。

    什么是“狂言”？超出常态超出能耐，超出地域超出时空的语言，是带血气，是带扩张，是带冲击的语言，是能聩人耳宇，震慑魂魄的语言。中国曾经是大放“狂言”的国家。鲁迅当年对“五四”文化运动“狠话”少的现状另有看法，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写出了《狂人日记》, 打那以后中国的“狂言”是世界重量级的。从“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到“解放全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从“改造社会”到“改造人类” 的“狂言”都震撼世界，“赶上美国”、“超过英国” 的“狂言”也震动了西方国家……

    曾几何时，中国“狂言”极少！是因为民族强盛就“狂言”少？还是民族没有底气就“狂言”少？是因为中国人依然穷就“狂言”少？还是中国人缺乏精神就必然“狂言”少？

     2008，中国有机会有平台大放“狂言”，这机会就是在中国举办的29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机会，这平台就是在中国举办的29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平台。2008中国应该而且必须大放“狂言”，中国百年一遇的世界体育在中国北京举办，倾注了多少代中国人的热情与期待，也耗费了中国人多少精力与钱财，中国2008不大放“狂言”不应该；在中国举办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不等于中国就是体育强国，更不等于中国就是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体育竞技不放“狂言”、不去“血拼”，就不能超常发挥出成绩，中国运动员不好出“狂言”，中国观众更要大放“狂言”，所以说，2008中国必须大放“狂言”。

    如果说，中国的科学、经济不可放“狂言”，是因为科学来不得半点水分和掺假，是因为经济不能以百元钞票当作万元支票用。然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却不同，久了应该而且必须大放“狂言”，因为政治是头脑文化是精神，头脑不能满装数字，装满数字的头脑日久天长就会变得没思想；文化不能用钱来衡量，总用钱衡量的文化就缺失精神。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中国的体育竞技还是中国的政治、文化，2008应该是必须是大放“狂言”年，如果今年中国在体育、政治、文化方面都没有“狂言”出，那么，我可以断言，中国举办了一届最没有激烈竞争场面、成绩最平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随之而来，只是中国学会了以体育运动来赚钱，学不会以体育来树民族思想，更学不会以体育来塑造国家精神。

    2008元旦之际，就让我呼吁中国全民放“狂言”：不是金牌就是奖牌，中国志在体育、政治、文化压德国、赶俄国、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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